隨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的逐步蔓延，各研究機構對疫情發生后我國未來一段時間內宏觀經濟的走勢趨勢進行了一定的分析，同時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議。綜合來看，各方研究成果均認為對餐飲、旅游、電影等行業沖擊較大，將對我國經濟企穩帶來一定的影響，各方研究也給出了包括財政貨幣政策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建議。賽迪顧問認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為“十四五”發展打好基礎的一年，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更應該通盤考慮疫情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而不應僅局限于受疫情影響較大的服務業領域。

本研究依托賽迪產業大腦，以2003年SARS疫情后我國250個重點城市為研究對象，采用2001年至2016年、共計約4萬項統計數據進行數據分析，計算各個產業門類對疫情發生后經濟增長的貢獻情況，得到如下結論：

結論1：以SARS為例的全國性疫情對我國宏觀經濟具有一定的影響。SARS疫情后，短期來看對服務業影響程度大于制造業，長期來看對宏觀經濟影響較小。

結論2：在SARS疫情發生當年（即2003年）制造業對經濟增長貢獻不僅大于當年服務業貢獻，也大于鄰近年份制造業貢獻，說明制造業在疫情發生后對經濟增長具有更高的貢獻率。

結論3：制造業占比高的城市在SARS疫情后復蘇的更快，效率更高。

結論4：結合現階段疫情分布和城市條件，中部地區城市受疫情影響相對較重，應重視制造業在穩增長的作用。

一、SARS疫情后，制造業對經濟穩增長貢獻更大

傳統對SARS疫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以全國及主要省份為統計數據，樣本數偏少，本研究結合對城市統計數據的積累，選取了SARA疫情發生前兩年為起始點的長時間、多樣本的城市統計數據（共計約4萬項數據）進行面板分析。我們選用固定效應模板回歸模型，分別計算了二次產業及三次產業在SARS疫情發生后對區域生產總值的回歸系數，用于表征對經濟的貢獻情況，如表1所示。

從結果可以看出，含2003年的第二產業回歸系數大于不含2003年的第二產業回歸系數，回歸系數越大說明貢獻度越低，證明在SARS疫情后（即2003年）以制造業為主的二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大。同樣從結果也可以看出，含2003年的第三產業回歸系數小于不包含2003年的，說明疫情發生當年第三產業的貢獻程度有所降低。

考慮到我國城市的多樣性和發展的不均衡性，我們控制了投資、消費、財政收入及人口等變量后，對數據進行了OLS模型分析驗證了上述結論，如表2。我們也利用OLS模型分析了2003年當年的截面數據，結果表明，在SARS疫情時期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在保持經濟增長的貢獻和效率相比于第三產業均表現更好。

二、制造業占比大的城市復蘇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為了更好的研究分析制造業在疫情發生后城市經濟增長的作用，我們以2003年城市第二產業占比超過50%為標準對城市進行了分組，研究制造業占比對疫情發生后城市復蘇速度和效率的程度。2003年城市第二產業占比如圖1所示。

圖1 2003年中國城市第二產業占比分布示意圖

我們利用該分組對2001年至2016年數據進行面板分析，同樣采用OLS模型，得到結果，如表3所示。從結果可以看出，制造業占比高的城市在SARS疫情后復蘇的更快，效率更高，表明制造業在城市發生疫情后經濟復蘇和持續增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中部地區城市受疫情影響較重

結合上述結論及截止到1月底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各省市分布情況，我們對國內城市未來1至3年經濟受影響程度進行預測，分為一級、二級、三級、四級，其中一級為最高級，表示受到影響最大，預測如表2所示。

武漢作為本次疫情的集中爆發地，從短期來看經濟發展將會受到較大程度的影響。對內來看，武漢“封城”最早也預計解除最晚，企業停工時間較長，對城市經濟的影響將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對外來看，有相當多的國家和地區直接將此次疫情稱之為“Wuhan Virus”，而WTO將本次疫情定性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更為武漢的國際城市品牌形象蒙上了一層陰影，對于未來一段時間內武漢的招商引資工作尤其是吸引外資造成一定困難。但是武漢作為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產業門類較為齊全，同時科教資源較為豐富，近年來隨著長江存儲等一批重大項目的落地城市經濟發展仍具有較大潛力，我們認為從中長期來看疫情對武漢城市經濟影響相對較小。

除武漢外，我們認為湖北其他城市及鄰近的河南、山西、湖南等省份城市將會受到一般影響。湖北除武漢外其他城市本次疫情也相對較為嚴重，同時產業結構也較為單一，在疫情發生后經濟增長壓力較大。臨近湖北的省外城市，如河南的南陽、信陽，江西的南昌預計受到疫情的影響。同時，我們考慮到疫情及相應的停工影響，天津、浙江溫州、臺州、山東威海等對外貿易壓力將會進一步增大，城市經濟將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同時，考慮到產業結構、層級及重點項目分布情況，我們認為本次疫情后城市群的外圍城市也會受到影響。城市群外圍城市以中小型城市居多，缺乏大項目大產業，產業的穩定性較低，疫情結束后受到停工等影響容易發生系統連鎖反應，城市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北京、上海等城市群中心城市及省會城市由于產業相對層級較高，雖然近一段時間內會受到停工等問題的影響，但站在1至2年的時間尺度來看預計城市經濟恢復速度將快于其他城市。

四、重視制造業在疫情后穩增長作用

本文通過定量分析了我國城市在SARS疫情后的表現，證明了制造業在疫情發生后在經濟穩定增長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為發揮制造業在疫情后短期內經濟“壓艙石”作用，建議在近期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企穩后加強對制造業的政策供給，重點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加快激活終端產品消費潛力，挖掘外貿出口增量。2003年我國汽車一年內產銷凈增100余萬輛，有效拉動了制造業整體增長，有效刺激了經濟的快速復蘇，減少了SARS疫情對經濟影響的持續時間。建議在本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企穩后，圍繞耐用消費品等領域升級需求鼓勵居民消費，細化解除汽車限購，推動重點消費品更新升級等一系列刺激政策。對外開放方面，加快全面對外開放力度，加快與“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往來，推動我國商品貿易保持平穩增長。

二是超前做好基建項目儲備。基建項目對制造業全產業鏈都具有一定的拉動和刺激作用，2019年的中央財經委第五次會議已經確定了“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的總體區域發展戰略，但通過這次疫情我們也可以看出城市群中心城市面對人口流入仍存在基礎設施尤其是民生設施不健全的問題。為提振制造業發展，應超前做好基礎設施項目儲備，加快一批服務于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同時，總結此次疫情中物資儲備尤其是應急產品及裝備儲備不足的問題，出臺系統性政策加快相關產品及裝備的生產工作。

三是加大對制造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的補貼與支持力度。SARS疫情爆發后，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稅收減免政策，但主要針對是受疫情影響較為直接的交通運輸、旅游、餐飲等部門，對制造業覆蓋性較低。但正如上文分析，制造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在穩定經濟高質量增長、提升我國綜合競爭力方面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應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采取給予減稅、降費等政策供給，同時也應針對先進制造業關鍵領域出臺更具有針對性政策，進一步助力制造業尤其是先進制造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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